论新时期青少年的义利观教育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市场经济,青少年,义利观,教育  发布时间:2012-12-01 14: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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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肩负着富国强民的历史重任。现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不仅是经济领域的一场革命,也同样是政治领域和道德领域中的一项深刻变革。在这个经济转轨、价值观念发生擅变的关键时期,加强青少年的义利观教育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是教育者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中国义利观的传统与演进
    义利之辩,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由来己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那时的义利观泛指得失、善恶、真假方方面面的价值判断与选择;说它常新,是因为义利观在每个时代都有着由那个时代物质、精神、文化决定的特质和内容。在社会转型、物欲充斥、文化多元的今天重新提出和思考义利问题,更有其新的内容和意义。
    (一)中国传统的义利观
    在中国传统道德理论中,义利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诸多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1,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儒家认为,义和利是两种对立的价值取向:义就是“当为”,是一种道德律令,是人之为人的依据,它代表着“公利”;而利则是为自己盘算计较,指私利特别是一己之物质利益。严辨义利,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是作为儒者,尤其是平常人学习做个好人的“第一要义”。选择义还是选择利,这是人与兽、君子与小人、高尚和庸俗、光荣与耻辱的根本区别。‘”如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z,的义利观。孔子认为“不义而富且贵”‘:3)为君子所不齿,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孟子尚义贱利,比孔子更甚。他认为一切行为惟须以义为准绳,更不必顾虑其它。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以义为上,重义贱利而绝不能后义先利或专门追求利益。西汉大儒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义利观。他在义利问题上有一句影响很大的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这反映了他在道德评价问题上的纯动机论,在义利问题上是重义轻利。儒家的义利观哺育、养成了中华民族见利思义、舍生取义、见义勇为、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为富行仁、扶弱济贫等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对物质利益和精神伦理关系的理性认识与具体实践及其由此折射出的古代文明程度,在全人类几千年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上一直居于领先、卓出的地位。由于这一义利观内在地包含着具有普遍鉴取意义的恒久价值,所以,它不仅对古代社会如何处理义利关系以保障社会整体秩序的稳定有序发挥了积极功能,而且对我们当代和未来社会的义利关系的调整与规范也仍具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但儒家学说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孔子的重义轻利,存在着把自己的良好愿望当作社会治理的当然前提,使义利观的逻辑基础十分脆弱。他虽然也肯定个人的利益需要,但执着于义是价值目的,故在理论上不大言利、更无论证利与义的有机联系,也没有区分公利与私利的界域,造成后人对其理论领悟上的一定混乱。他的一生尚境界,美道德而罕言利,轻获利,又推崇尊贵。然尊者未必有德,求贵必终于竟利,故其重义理念悬之弥高,践行过程实则无力,显得不合时宜。
2、法家的“重利轻义”观。法家主张重利轻义,公利为要。但在公利和私利关系问题上,他们强调以赏罚为手段,塞私门,行公义,私利要服从公利。在把公利放在第一位这一点上,法家又与儒、墨重义的思想相通。如管仲的著名观点是:“仓凛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6’他深刻地说明了富民、利民是使百姓具备道德仁义的基础,即因利起义之道,揭示出物质生活与道德的直接关系,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韩非子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不相信道德的内在力量和仁义上的行为自觉,强调以威刑峻法使人不敢为恶。这是法以禁恶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崇尚因人之所欲而加以利用的养德向善,以达到他富国强兵实利主义精神的实现。韩非这种重利轻义,因利兴德的主张,这种不从个人修身养性或施与之举,而以行为上尽己之能,勤耕勉战,节俭自力,虽有昧于行仁施爱以及道德情感的认同意义,却也表现出社会进步过程中责任与义务完成所要求的实际作用,有其明识之处。然而他排斥道德,轻视教育的思想在现实社会中也有很大的消极影响。马克思在评述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学说中指出:“功利论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但是“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
    3、墨家的“义利并重”观。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8’既贵义又尚利。他说,“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9,认为只有含义的行为才能给人带来利益。墨子以兼爱为人类生活之最高准则。其“贵义“的目的仍落实到“兴利”,他的“利”乃指人民之大利,而非一人之私利。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墨子强调二者的结合,主张合义与利。他注重实利,以为能给百姓带来功用惠利的行为与措施,就是最大的仁义。他说:“义,利也”,‘’())利也就是义,最大的义就是最大的利,义与利完全等同也就是价值所在,这就混淆或抹杀了义与利之间的巨大差别。总之,墨家的理论认为义与利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割,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和利益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和交互的,要相互仁爱,互利互惠。墨家反对私利,也不主张单向的利人,而提倡把利己同利国、利公、利人有机结合起来。这种互利思想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因为公私之间、人我之间只有相济相顾,互利互惠,才能保证群体生活的良性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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