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推荐式广告法律救济的问题及分析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20-07-12 11: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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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推荐式广告问题多发还在于法律救济的低效上。法律救济效果的评价标准应是能否及时有效的为被侵害权益的一方维权,从这个标准来看,现有救济方式无疑是低效的。法律救济的低效使得消费者难以及时有效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加剧了网红推荐式广告的问题。从不同视角来观察,造成该问题的产生,多由于如下因素:

(一)维权法律环境不利于个体消费者

在网红推荐式广告中,由于网络带来的虚拟化,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了解多建立在网红的推荐信息上。网红为推销商品或服务,往往会对商品或服务的优势相关信息着重强调,对于劣势相关信息则简略带过,甚至作夸大、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而科技越发展,新的商品或服务越多,功效和性状上也越来越复杂化和专业化,消费者对此的了解就越少,越发依赖广告信息的标识作用。消费者由于缺乏相关信息,就容易轻信网红的推荐意见。这就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易受到网红虚假推荐的侵害。当消费者欲进行维权,寻求法律救济时,却会遇到种种困难。

一方面作为推荐者的网红的真实信息在网络上难以核实,另一方面一般的消费者证据意识薄弱,取证、固证、搜证的能力较弱,这都使得消费者维权举步维艰。行政部门救济要发挥作用,必须能快速明确查找到侵权对象和充足的证据。网红活跃在虚拟的互联网上也隐匿在互联网上,网红真实信息的缺乏导致其实际所在地难以明确。这给以市场监管(工商)部门为主的广告监管部门带来很大的困扰。市场监管(工商)部门并没有对网红的位置进行技术定位和强制其到场接受询问的权利,这主要属于公安部门的权利范围。只有当网红的违法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公安部门才会介入,对网红进行定位并强制其到场配合调查,但是这种情况相对来说较少。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证据,即使市场监管(工商)部门明确了网红的实际所在地,也会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对网红的侵权行为进行定性处理。同理,司法救济也要有明确的诉讼对象和详实的证据,没有明确诉讼对象就无法进入诉讼程序,没有详实的证据即使进入了诉讼程序,消费者也无法胜诉。仲裁救济更是要先取得网红同意才能进入仲裁程序。

此外,一般情况下,网红推荐式广告涉及的侵权标的额通常较小,即使有惩罚性赔偿制度,消费者的维权成本通常也会大于赔偿收益。从效益成本来看,如果消费者的预期诉讼收益不能超过其诉讼成本,此时个体消费者往往会因为诉讼成本大于可预期的所得赔偿而放弃起诉。即使有少部分消费者排除困难维权成功,但由于消费者不能替他人维权,此时也只有该少部分的消费者群体获得了法律救济,其他部分的消费者群体并未得到法律救济。可见,现有维权法律环境不于

受到网红推荐式广告侵害的个人消费者,使得空有法律救济途径而没有得到很好运用。

(二)缺少促进积极赔偿的法律配套制度

消费者能就所受到的侵害尽快获得足额赔偿是消费者寻求法律救济的目的。从本质上来看,设立法律救济途径主要是为了保护被侵权者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惩罚侵权者。如果侵权者对赔偿消费者并不积极,日渐拖延,那么即使消费者最终获得了赔偿也使法律救济的效果大打折扣。

目前,我国的法律救济中缺少促进侵权方积极赔偿的法律配套制度。这也是即使双方当事人已经达成了消费调解协议,赔偿方有时也会拖延或者不履行消费调解协议的原因之一。消费调解并没有强制力,很依赖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履行。

否则即使双方当事人已经在行政部门的调解下达成消费调解协议,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行政部门也无法强制执行行政调解协议。至于行政部门对违法行为的处罚,罚金是进入国库的,并不能用来赔偿消费者遭受的损害。这对于消费者受到违法的网红推荐式广告侵害的情况也同样适用。如果没有促进侵权方积极赔偿的法律配套,即使消费者通过法律救济的方式与侵权方达成了协议,侵权方也会有拖延赔偿的可能。因此,若缺少促进积极赔偿的法律配套制度,会使法律救济的效果难以得到很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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