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安全保护令实施困境分析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20-09-30 09: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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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保护令在《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后实施情况如何,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作为数据来源的平台,经过对大数据进行剖析,深度归纳、梳理人民法院受理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相关文书,以期在之后的讨论中提出更具有实践意义的破解对策。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人身安全保护令”为关键词进行高级检索,共有两千余份文书,再将检索条件缩小至“裁定书”也有数千份。为提高真实性和实用性,使更有利于后续数据分析的可比性,进一步将检索范围限定在“2019年份”,以该年一年的案例裁决作为研究整体,范围缩小后共有578个结果,再将不符合要求的,如其中有刑事裁定等进行筛选,共有535份有效案例,通过对此进行整理分析,从中找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在司法实践中反映的问题。

2.1 申请条件不规范

1.申请主体不适格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家庭暴力发生在共同生活的主体之间。人身安全保护令则在具有家庭亲属关系的主体之间适用,如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等,但仔细想有许多不合理之处。目前家庭成员的范围具体包括哪些,反家暴法并未作出明确限制,导致申请保护令的主体范围也有些含糊不清。整理可知,因申请主体不适格被驳回的有6,9.9%;因证据不足被驳回的有35,53.9%;因不构成家庭暴力或没有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的有23,34.7%;因其他原因被驳回的有1,1.5%。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主体在我国目前立法中尚未被予以明确,也未明确界定“家庭成员”的具体范围,这导致普通群众对自己能否得到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无法明确知悉,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耗费申请人的时间与精力;另外不同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存在差异,类似案件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例如本文在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的两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2019)苏0117民保令3号申请人王白林、张传玉与被申请人张玉青人身保护令裁定书、(2019)苏2629民保令2号胡志勇、吴先元民事裁定书,两份申请所涉及的当事人之间是直系姻亲关系但没有共同生活,法院将前者认定为家庭成员,后者则认为不是其家庭成员,被申请人虽是申请人的公公,但未与申请人共同生活,其之间的矛盾属于一般家庭纠纷,不在《反家庭暴力法》的调整范畴。由此可见,由于未明确保护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又比如江苏省江宁区人民法院《申请人冯某与被申请人周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一案》,法院经审理认为该申请不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条件,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同居关系现已解除,两者之间既不是家庭成员也不是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从该则案例被驳回的理由中可以看出,在实践中保护令的适用范围将前配偶、前同居关系之间发生的家庭暴力排除在外。而这与现实生活不符,前配偶、前同居关系是较为普遍的存在,这些人之间曾关系亲密,该关系的结束不能代表其之间不存在某种内心情感的联系,也不能完全适用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目前我国人身保护令的范围还有待进一步调整。

2.申请理由种类不全面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中规定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的申请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进行自救。但同时又规定,只有在被申请人实施了肢体暴力或精神暴力时,申请人才可申请保护令。

法律规定的暴力类型有两种:肢体暴力和精神暴力,但隐藏性更强的性暴力与经济暴力未被纳入其中。在实践中性暴力也是较为常见的家庭暴力形式,综合各种暴力类型,遭受“性暴力”的妇女达13.9%,现有立法应予以关注。由于家庭暴力在我国的形势愈发严峻,在2014年年初最高院发布十大涉家庭暴力案件,其中性暴力案件以“薛某凤故意杀人案----养女因长期被养父性侵,最终将养父杀死获刑”为典型,相关法律事前未对这种情况进行预防,事后无法有效解决,很多受害者只能含垢忍辱,最终选择走上犯罪道路。

此外,在家庭生活中经济控制也很普遍。当然,本身这种控制不能称之为家暴,因每个家庭夫妻之间相处模式不同故经济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若要上升到家暴的层面,要具体看这种控制对当事人的影响,如果当事人明显感觉受到经济控制,影响了夫妻关系,就可能会构成家暴。

由于未明确家庭暴力的定义范围,导致我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种类不全面,面对性暴力和经济暴力缺乏相应的对策,受害人无法获得及时可行的救济。救济措施过少

1.保护措施单一

《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受害人受到家暴后即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律明文规定的保护方式只有三种,即禁止施暴、禁止接触与迁出令。虽规定了兜底条款,以期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来适应不同案件,达到弥补列举式条款不周延的目的。但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直接选择明确规定的保护方式,对更有利于维护受害人权利和利益的新措施怠于思考。

在裁判文书网上随机抽查200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有183份裁定与禁止施暴令有关,156份裁定提到禁止骚扰、跟踪、接触令,8份迁出令,责令被申请人迁出共同居所,仅有11份裁定包含前三项之外的措施,内容均为远离令,即禁止被申请人在申请人住所等范围内活动。由此可见,现实状况与理想还有很长的距离。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种类我国也只规定了一种即通常保护令,紧急保护令和暂时保护令目前立法尚未细分,导致不同情况下颁发令状的针对性缺失。人民法院在试点期间适用《审理指南》审理家暴案件时,以有效期的长短将保护裁定细分为紧急保护和长期保护裁定。除了有效期有所不同外,在情况紧急时对申请的提出方式、送达形式、听证程序等《审理指南》均作出特殊的规定。而《反家庭暴力法》没有详细区分紧急保护令与一般保护令的关系,也没有对程序方面作额外规定。在实践中也尚未发现有关经济方面的救济措施在人身安全保护令在得以适用,在裁判文书网上对裁定书进行检索,未检索到任何内容包含责令赔偿或支付抚养费等有关经济方面的裁定。

一份来自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的统计资料表明,涉及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中,双方有工作及稳定收入的当事人仅有33%58%的当事人其中一方目前没有工作。中国法学会反家庭暴力网络对全国475位妇女进行调查,结果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以下的家暴受害人有77.45%15%的受害人没有收入。据此可知,受害人由于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水平较低,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同时有29.6%的受害人称曾受到施暴人的经济控制,其通过不给受害人基本生活费的方式来达到某种目的,有23.86%的受害者希望施暴者给予经济赔偿。由于很多受害者依赖施暴者生存,无法实现经济独立与自由。有关财产方面的处分法律目前尚未明确规定,如施暴者需要支付适当的医疗费、生活费等给受害者,否则短时间内受害者生存具有一定困难。

2.缺乏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除配偶关系外,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父母与子女居多。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当发生父母伤害未成年子女,或其他监护人伤害被监护人的案件时,人民法院可否以此为由发布剥夺法定、意定或指定监护人资格的裁定,在立法上未予以明确。现如今,威胁儿童健康和生命的“头号杀手”是伤害和事故,其所造成的中国儿童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儿童疾病的总和。近些年来,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施暴的新闻层见迭出:2017年,广东一名11岁男孩遭受家暴长达半年,三次入院最终不幸丧命;2018年,一名出生仅十天左右的幼儿遭吸毒父亲殴打,三个月不到时又被殴打致重伤二级;2018年,“深圳父母虐童”引全网震怒,视频中一对成年男女对一名身穿校服的小女孩多次进行推搡、脚踹、扯头发等暴力行为......如果没有保护这些未成年人的特殊措施,人身安全保护令对未成年人而言也是形同虚设。

在我国有些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子女是家长的私有财产,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一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家长通常会采用暴力的方式教育子女。因未成年人本身力量薄弱,对家长的保护极为依赖,则更需要重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予以明确,但该《意见》的主要依据是《审理指南》,《反家庭暴力法》第29条对被监护人、未成年人并未作出有针对性的措施。

目前,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我国的反家暴法还较为薄弱,代为申请人的范围过于狭窄,只规定近亲属或居委会,他们不是施暴的主体就是选择包庇施暴者。进一步扩大代为申请的资格主体范围,更大程度的保护遭受家暴之后的受害儿童。故在未成年人遭遇家庭暴力适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时,需与成年人相区别,给予其特殊的保护,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权益。

此外,在实践中,遭受家庭暴力的很多情况下并非未成年人,但其目睹了家庭暴力的发生。亲眼目睹家暴会未成年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造成极大伤害,对其性格和行为也会产生不利影响。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在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均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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