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客观行为对于消费者影响的认定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21-03-27 08: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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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营者客观行为对消费者的影响,当前学术界、司法界主要是从消费者的领受程度出发的。一般说法倾向于将消费者认定为普遍具有正当领受水平的行为相对人,即从普遍性意义上去定义消费者,只有当经营者确立的事实性欺诈要达到一定强度时,该行为才可能被评价为法律上的欺诈。而对于强度的界定,就要依靠客观行为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来评价。而经营者客观行为对消费者的影响,笔者认为,不光要从消费者因客观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或相关损失进行分析,更多要考虑由于商品多元化导致的多样性的影响。因此,笔者针对以下三个方面,对经营者客观行为对于消费者影响的认定展开讨论。
1. 是否影响到消费者缔约的根本目的
在新贵兴公司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新贵兴公司违反告知义务是否构成消法中的欺诈方面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是否影响到消费者缔约的根本目的。对于消费者缔约的根本目的,首先要看买售双方是否在缔约时在合同中有特殊约定,即消费者购买此商品的目的是否具有特殊性用途,不同于一般消费者购买的目的。在该案中,双方在销售合同中约定的都是车辆的基本情况,合同内容未对与窗帘有关的问题进行特殊约定,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与窗帘相关的问题并不会造成对杨代宝缔约根本目的的影响,所以该车符合合同中双方的约定。那么杨代宝购买涉案车辆的需求和目的,即是正常消费购买车辆的生活需求及生活方式需要的目的。我们认为,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本身体现着消费者一定的经济利益的追求。任何人只要其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不是为了将商品或者服务再次转手,不是为了专门从事某种商品交易活动,其购买行为便是为了“生活消费”。
对此可以看出,新贵兴公司对于漆面瑕疵、窗帘问题所采取的的轻微处理措施属于对车局部的轻微修复行为,其并未影响到杨代宝的购车目的。在消费者的缔约根本目的达成了的情况下,即使此时销售者有欺诈行为,其欺诈效果也会因此而大打折扣。而在该案中,新贵兴公司的一系列行为并不被认定为具有欺诈的故意,相关的修复车辆瑕疵的行为也是为了促成合同中约定的达成。对此,最高法认为新贵兴公司并未影响杨代宝购买汽车合同目的的达成。
但是影响缔约根本目的的达成与欺诈行为的成立是否有必然因果联系呢?在王彬与海尔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一案中,上诉人王彬通过网络在海尔公司购买了一台冰箱,购买冰箱时网页标注冰箱高度为 1,804 毫米,安装冰箱预留的位置的高度为 1,810 毫米,但在安装时发现无法将冰箱放到预留的位置,王彬于是联系海尔公司客服,以其测量冰箱实际高度为 1,812 毫米,超过了网页标注的 1,804 毫米为由,要求退货,并要求海尔公司另行支付三倍赔偿,但遭到海尔公司拒绝,据此王彬将海尔公司诉至法院。本案中,王彬购买冰箱的根本目的并没有达成,原因也是由于海尔公司标识瑕疵从而导致其不能在预留位置安放冰箱,但法院虽同意王彬的退货请求,却并未支持其三倍赔偿的请求,原因在于法院并不认定海尔公司构成欺诈。
法院认为,虽然冰箱的实际高度与网页上标注的高度不一致,该不一致也导致了上诉人缔约目的无法达成,但是显然该误差属于显著微小误差,该误差并不足以证明海尔公司在销售该冰箱时具有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故意,也无证据表明该误差的存在是因为销售者主观上误导或欺骗消费者。所以,法院认定海尔公司并不构成消费欺诈。对此笔者认为,上文中笔者曾提到消费者的注意义务,在该案中消费者也应该据此承担相应的风险。因为作为机器生产出来的工业化产品,难免会存在一定误差,包括消费者自身对家中预留位置进行的测量,也可能会存在误差,且后经证明,该冰箱高度的误差在相关公差标准的范围之内。消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往往是基于消费者因经营者实施欺诈后受到损失而进行的救济性赔偿,而在该案中,法院判决中支持王彬退货的请求已经足够保护、救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再判海尔公司承担三倍赔偿并不符合法理,且明显属于矫枉过正,不仅加剧了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冲突,也不利于健康有序的经营秩序的建立。
因此,是否影响到消费者缔约的根本目的,是判断经营者客观行为是否对消费者的造成影响的重要认定标准,但绝不是认定成立欺诈行为客依据。即是否影响到消费者缔约的根本目的与是否成立欺诈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是是否成立欺诈行为,以及对于经营者客观行为对消费者的影响方面的认定,影响到消费者缔约的根本目的则是一个重要的考量依据。这就为普遍案例中,法官多要运用“经验法则”对具体消费者的认知、专业水平等进行综合判断以外,提供了一个更加合理的考量依据。
2. 是否给消费者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对于欺诈行为个消费者造成的不利影响,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其与实际损失相等同。因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第 55 条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价款也是指造成消费者或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以及消费者受到的损失。而对于损失的认定,一直是当前消费者欺诈的争论性焦点,因为其直接影响销售者和消费者的直接利益,这也是一些司法案例中,双方当事人反复引起诉求的直接原因。当前学界比较争议的则是对与损失的认定,即除了已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那些间接经济损失或者可能引起的隐形损失算不算在损失之列,消费者可不可以对此提出赔偿请求。即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特定消费者欲对之主张惩罚性赔偿需以具有可诉利益为条件。
而对于可诉利益,民法上主张人身财产权利实际受到损害,行政法主张公法秩序受损,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中第 55 条第 1 款规定的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这一费用若适用在汽车等价值较高的商品上,三倍赔偿的金额将是以整车价值作为基数,这必定是比较巨额的一笔费用。而以车辆作为标的的欺诈案件,很难以整车作为消费者用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对象,所以往往出现问题的都是在车辆喷漆、加装或改装零部件等类似问题上。据此也有学者认为,应该从车辆作为合成物出发,区分整体、部分,分别计价,即将整车分成不同的区域和部分,分别来计算惩罚性赔偿。对此笔者认为该类说法存在极大欠妥之处,因为汽车作为一个整体,不仅仅是一件商品,更多的是一件驾驶员用来代步的驾驶、出行工具,汽车承载的也不仅是商业价值,还有驾驶员的安全和生命健康价值。某些零部件出现问题,对于零部件本身的价格而言可能并不昂贵,但是它却是保障驾驶员安全出行必不可少的配备工具。
对此笔者认为,以往的说法,即从损失或零部件的价值出发来探讨对于消费者造成的影响是过分狭隘的,如果从对于消费者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出发,司法实践的一些困境便可寻到一些出路。如将新贵兴公司一案与长福公司一案相比较,两公司同样做了 PDI 检测,同样在交付前对于涉案汽车零部件做了调整及处理措施,两个案子的最终结果截然不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是否涉及或危及消费者的健康或安全,是否对其健康或安全造成较大影响或者构成潜在威胁。新贵兴案中,杨代宝并无证据证明该车辆漆面瑕疵、窗帘异响对于其人身健康以及安全造成伤害,虽然二审庭审时杨代宝宣称以全款购买豪车而被实际交付有过修理记录的车辆,对其心理上造成了伤害,但却无法举证证明其存在所述伤害的法定情形。并且该车的处理措施并未影响杨代宝的日常使用,到该案二审时,该案涉车辆实际使用时间已经超过三年,行驶将近 3万公里,皆无证据证明窗帘问题对其健康、安全、心理、财产利益、商业接待、日常使用有任何不利影响。对此足以证明,新贵兴公司对于涉案车辆漆面、窗帘进行修复的过程,并未对消费者杨代宝产生较大不利影响,也不足以影响对其购买车辆的目的的实现,所以最高法的最终判决判定为新贵兴公司对杨代宝进行酌情赔偿,而并非杨代宝诉求中的三倍于车款的赔偿。
反观长福公司的判决,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二审法院最终判令长福公司向腾云成赔偿三倍购车款达 73 万多元实属数额巨大,此判决极易导致在以后类似的案件中产生巨大的道德风险,且该涉案车辆虽然存在车胎被更换已非原厂配置的事实,但并未对消费者造成实际上的损害或利益伤害。对此笔者认为,无论在公法领域还是私法领域,生命价值都该是最重要的价值。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不仅要注重诚信环境的营造和对于契约精神的呵护,更要注重在契约中相对人的基本价值,即生命安全以及健康价值的维护。虽然轮胎的更换以及胎压感应器的缺失并未对消费者造成实际上的损失,但是轮胎作为行驶中极其重要的部件,一旦真的出现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是无法挽回的。对此笔者认为,客观行为所造成的较大不利影响,既要看已经造成的相关损失,还要看客观行为可能构成的威胁,若该威胁可能会影响到消费者的重大利益,比如健康或生命安全利益,则可以认定为该客观行为对于消费者可能会造成重大影响。消除影响的救济方式及相应处理措施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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