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运动式治理的历史演变与存在原因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城市治理;运动式治理;城市建设;历史演变  发布时间:2021-12-01 16: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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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式治理作为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非常态化治理手段和工具应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承与实践,继承于历史中的传统管理文化,应用于中共革命时期的动员策略,贯穿于建国伊始的“短平快”心态等。通过对建国后运动式治理的历史沿革的探究,进一步指出运动式治理存在的原因。
第一节建国后运动式治理的演变历程
    运动式治理贯穿中国国家治理实践始终,并非是近现代的产物。建国后较长时期内,“搞运动”是国家建设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的中心,虽然通过发动群众运动进行经济建设的做法不再适用,但是“运动式”依然适用于解决经济社会领域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汤森、沃马克,2010)。在这里以新中国成立与改革开放作为重大历史节点,以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为切入点,将运动式治
理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胡鞍钢, 2008;冯志峰,2010;周雪光,2012;减雷振,徐湘林,李里峰,2014;杨志军,2018),分别是群众运动时期(1949-1976 )、严打运动时期(1978-21世纪之交)和专项治理时期(1983年至今)。
一、群众运动时期
      《辞海》中对群众运动的界定为“在新型政党领导下,通过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具有较大规模和声势的革命、生产等活动中的运动形式。”fll建国后,群众运动成为执政党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形式之一,这种运动形式是我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独创的一种非常规政治手段,具有其他方式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其便捷有效的动员能力仍被广泛使用。[2]
    群众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化明显。据相关学者统计,1949至1976年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多达60}}}余次。其中不乏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群众运动的典型代表。“克里斯马”是群众运动高发的政治基础,国家、精英与民众无不受到这种权威的影响,因此能够在短时期内发动60余次群众运动,并且有些运动的规模空前绝后。虽然群众性运动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但都具有强烈的政治信号,国家或政党通过自上而下地政治动员群众,通过政治动员手段将运动进行到底,以此实现特定的政治、社会或经济目标。
    群众运动的显著特点在于大多发生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这一时期群众对于政治生活的参与,范围的广度、渗透的深度都甚于其他历史时期,国家、精英与民众农村地域中相互影响,在各自的行动逻辑交互下,呈现出复杂的群众运动面貌。
    首先是国家对于权力技术的运用。运动初期,物质激励是激发广大群众投身于群众运动中去的有力武器,只有参与运动才会获得分配成为运动初期的重要标志。宣传口号是群众运动的有效工具,“人民公社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造反有理”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塑造模范典型成为群众运动的一大策略,模范典型的塑造既可以反映各种群众运动的有效性,又可以通过人们的切身体会达到情绪调动的作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都是典型的代表。
    其次,基层政治精英在群众运动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寻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角色,维护村庄利益的社会人角色,执行国家意志的政治人角色。这三种角色看似浑然一体,但是实现之间的转换并不容易,基层政治精英往往面临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或者因执行上级意志不利而冠以各种罪名,或者因维护家族利益不足、以权谋私背负家族的骂名,甚者在各种运动更迭中,成为过往运动的“始作俑者”。
    最后,农村群众在群众运动中既组织依赖又自我独立。土改运动以来,广大农民所依附的宗族组织等非正式组织被共产党领导的正式组织所取代,党员干部组织、基本群众组织、普通群众组织以及阶级敌人等。在这些组织中,农民群众缺乏资源获取与独立行为能力、自主选择的空间有限。虽然如此,并不意味着农民没有半点独立能力,在自身利益所受侵犯到达一定程度时,也会采取宰杀牲畜[fll等消极反抗形式。
二、严打运动时期
      “严打”是“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的简称,属于中国司法名词。“严打”作为中国特有的刑事政策,其政策手段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采取的通过强化有关执法部门的职能,政策目标是集中解决社会治安中的突出问题。[2]
    从严打运动的采用频率和涉及范围来看,严打运动主要集中在1978年至世纪之交的这段时间内。从1978年到世纪之交,我国共发动了三次规模较大的严打运动,1983年严打运动、1996年严打运动和2001年严打运动。这三次较大规模的严打运动都具有关键的时间节点,打击的对象都对社会稳定与政权的合法性造成挑战。
    严打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依靠国家暴力机构。主要是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国家公安等暴力机构进行集中整治,这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治理资源的不足。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明确表示不搞政治运动,但在治理资源贫弱的条件下,为了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社会稳定,严打政策的采用成为了这一期的不得以的理性选择。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以采取“严打”等运动式治理手段的原因在于常规化的治理资源的严重医乏。
    我国在社会治安方面所能调动的资源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较为贫弱。同时期内,我国警察占总人口的万分之九,法意美日分别为中国的四倍、三倍、三倍、二倍左右,平均每位警察管辖人口我国1100人左右,法美英日分别为中国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左右。同等时期内公安系统所拥有的包括警车、直升飞机等基础资源更是医乏。
    严打运动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主要集中在城市范围内。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诸多生产要素涌向城市,特别是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对城市治安带来的巨大的挑战,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透过严打时期的发生背景以及所采取的措施不难发现,治理资源的严重医乏,要求必须在一定时期内采取非常规的手段来解决经济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执政的合法性遭到质疑的情况下,迅疾有效的治理方式成为了最佳选择。
三、专项治理时期

    专项治理是指针对特定领域开展的治理活动。群众运动与严打运动都是运动式治理在特定时期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党的十三大以来,运动式治理进入了“遍地开花、稳健运行”的专项治理时期。党的十三大至党的十七大相关文件中对专项治理都有不同的表述,“认真开展专项治理”[2]“搞好专项治理”[3]、“开展专项治理”[4]“组织专项治理”和“加大专项治理力度”[5]“深入开展专项治理”[6]等。“专项向治理”成为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一以贯之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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